[ 在当今政策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关税和制裁很可能会随着特朗普的一时兴起而改变，因此生产回流性投资有可能遭到遏制甚至完全撤销。美国从全球化中撤退后，世界其他国家也很难收拾残局并发展新的供应链。 ]

[ 正如美国需要时间去重建国内产能一样，其他国家重组贸易安排的努力也将旷日持久。 ]

将近五年前，我曾警告说我们距离滞胀只差一场供应链的断裂。在通胀飙升与全球需求复苏乏力的联合作用下，滞胀确实在新冠疫情冲击后短暂爆发了一阵。但与疫情一样，这场经济中断很快就平息了。如今一种更令人担忧的滞胀形式正在酝酿之中，并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后果。

这两种滞胀的重要区别在于损害的性质。在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因需求的显著转换而受到压力——封锁初期人们消费了更多的商品和更少的服务，而在重新放开后则一下子反了过来。这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半导体元器件短缺和全球航运瓶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大约贡献了2021~2022年间美国通胀飙升幅度中的60%。这些供应链中断状况差不多两年后才开始消退，通胀压力才得以缓解。

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做法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彻底重新排序相比，当时那种暂时性中断如今看来简直微不足道。出于各类意图和目的，美国正在与各类全球贸易网络，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甚至有可能是通过被称为贸易协定“黄金标准”的美墨加协定将北美连接在一起的供应链脱离或脱钩。

这些行动将逆转供应链的效率，而学术研究表明正是这一效率在过去十年中使美国的通胀率每年至少降低0.5%。这种逆转是由美国对其前贸易伙伴新产生的蔑视所驱动的，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新冠疫情的动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而对美国的不信任将在特朗普离任后长期存在，也不存在快速或简单的解决办法。

生产向美国的回流不会一帆风顺。特朗普认为国内外企业宣布的大规模投资是美国制造涅槃重生的迹象。然而各类生产平台不可能像乐高积木一样被拆散和重新组装。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项目都需要多年规划和建设才能逐步上线。

但在当今政策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关税和制裁很可能会随着特朗普的一时兴起而改变，因此生产回流性投资有可能遭到遏制甚至完全撤销。美国从全球化中撤退后，世界其他国家也很难收拾残局并发展新的供应链。

正如美国需要时间去重建国内产能一样，其他国家重组贸易安排的努力也将旷日持久。如果说全球价值链反映的是比较优势的效率，那么这种生产、组装和分销平台的重组就有可能增添新的低效率，从而提高全球的成本和价格。

这款滞胀“鸡尾酒”中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成分：中央银行的政治化。在这方面美国再次走在了前列。特朗普坚持认为，他有权对美联储的政策行动进行评判，并多次大声表达了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近期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不满。

特朗普还可能进一步对美联储的独立性发起攻击。总统最近宣称他可能会迫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下台，认为后者的“任期越快结束越好”。虽然特朗普后来收回了这一威胁，但此举与他扩大行政权力的更广泛——且似乎违宪的——推动是一致的。作为这种权力攫取的一部分，他已经瞄准了其他独立机构，出于政治目的非法解雇了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领导人。谁又能保证一向反复无常的特朗普不会出尔反尔，再次攻击鲍威尔呢？

在最低程度上，特朗普正是在通胀压力因为各类新供应链中断状况而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加大了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政治施压。再加上他众所周知的弱势美元偏好，当前的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情况极为相似，当时弱势美元和弱势美联储加剧了美国的首次滞胀爆发。还记得当时如无头苍蝇般的美联储主席威廉·米勒吗？这对当时在美联储任职的笔者来说，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

滞胀硬币的另一面是美国和全球经济不断增加的衰退风险。这又让我们回想到美国和全球经济越来越有可能受到普遍、持久的不确定性冲击以及与此相关的企业和消费者决策瘫痪。4月2日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特朗普加以庆祝。在笔者看来，这更像是一种会招致报复并可能导致全球贸易周期下滑的破坏行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世界将极难逃脱衰退。

特朗普议程的结果可能与20世纪初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另一项保护主义政策失误）之后的全球贸易战一样具有破坏性。鉴于当前美国的关税甚至比当时还高（事实上比190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这让我们有必要回想起1929~1934年全球贸易萎缩65%的事实。今天的世界如能摆脱滞胀，可能就已经很幸运了。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主席，著有《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赖》和《意外冲突：美国、中国以及错误叙事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