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还表示，在鼓励新能源、转型金融支持过程中，需要花更大的努力注意价格机制，同时配合价格机制增强排放计量、排放标准、排放透明度和可监督性

文｜《财经》记者 康恺

编辑｜张威

在3月25日—2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忙碌地穿梭在多个能源转型的论坛之间。

论坛上与周小川对话的嘉宾来自各行各业：亚洲各国央行行长、主权投资和私募投资机构负责人、国际组织首席代表以及能源企业的董事长。在能源转型领域，他们分别代表着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实践者，一同勾勒着行业发展图景。

对于如何更好地促进能源转型，作为一名央行前行长，周小川给出的建议是：需优化价格机制。“这里面就涉及价格、激励机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投资者的问题。”他说。

具体而言，能源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促进电网更多地调用绿色电力。在周小川看来，绿色电力涉及发电、输送、储能等多个环节。目前，这背后的价格机制还没有理顺，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没有充分体现在电力价格里。在此问题上，他建议可借鉴国际经验。

此外，周小川还表示，通向净零的过程中不是直线前进的，不能说有排放都不投了。而是说，有排放但排放减少也会助力达成整体净零排放目标，对仍有排放的项目也需融资。

“转型金融不能只要求金融机构提高觉悟，赔钱也得做。实际上，这是不可持续的，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金融系统不稳定。”周小川在3月28日的一场分论坛上说道。一般而言，帮助传统碳密集型行业以及高碳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投融资被视作转型金融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个能源转型的讨论中，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现身于这些论坛的台上台下。他称，转型金融需要提供激励机制，同时各国应协调、重视绿色金融共同分类标准。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摄/康恺）

免费碳配额发放过松

对于能源转型而言，一大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促进电网更多地调用绿色电力。所谓绿色电力，是指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

在周小川看来，这一方面需要加强电网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则要让电力系统体制做出优化选择。

“绿色电力涉及发电、输送、储能等多个环节，要明确哪一些环节对应独立核算、是追求盈利的实体，哪一些环节可能做不到。目前，这个价格机制还没有理顺，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没有充分体现在电力价格里。”他称。

周小川表示，二氧化碳成本打进去以后，就会使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电力价格更高一些。相对而言，绿色电力就变得相对更便宜一些。“这样一来，就可以提高电网自身调度优化的积极性，以消纳绿色电力。同时，需求侧的响应也不可或缺。”

实际上，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上线交易。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3亿吨，累计成交额430.33亿元。发电行业是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超过2000家。

不过，在周小川看来，虽然中国建立了强制的碳排放权市场和自愿碳市场，但还较为初步。

“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免费碳排放额发放过松，原有的碳排放都能够在下个年度获得免费碳排放额，这样就使得市场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好了以后，这一机制能够为绿色电力的共建与共享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

2024年10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就《2023、2024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答记者问时表示，全国第二个履约周期配额盈余（发电）企业平均每家盈余配额约14万吨，按2023年平均碳价计（68元/吨），相当于获得952万元经济激励；配额短缺（发电）企业平均每家短缺配额约12.5万吨，相当于付出850万元的履约成本。在业内人士看来，对于一个发电企业而言，彼时的碳排放成本相对较低。

周小川表示，在上述问题上，中国需要向很多其他国家学习。“我们看欧洲包括亚洲有一些其他国家对需求侧的响应非常重视。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居民用电比例占得比较低，目前大概是17%左右，但在逐渐增长。另外，还有好多是消费型用电也算到工商业用电里了。”他说。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气候变化事务原特使解振华。摄/康恺

不能赔钱做转型金融

周小川还表示，在鼓励新能源、转型金融支持过程中，需要花更大的努力注意价格机制，同时配合价格机制增强排放计量、排放标准、排放透明度和可监督性。

他还称，通向净零的过程中不是直线前进的，不能说有排放都不投了。而是说，有排放但排放减少也会助力达成整体净零排放目标，对仍有排放的项目也需融资。

这一观点与他2024年6月的一场演讲相呼应。彼时，他称推动能源转型要进行资源优化配置。除通过价格调节实现当期电力供求平衡、推动减排，还要考虑如何引导研发和投资，这当中涉及金融行业和投资界如何做出响应的问题。

“转型金融不能只要求金融机构提高觉悟，赔钱也得做。实际上，这是不可持续的，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金融系统不稳定。”周小川于3月28日的一场分论坛上说道。

从微观视角来看，周小川表示，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当前的一大问题在于，金融业并不愿意贷款或者投资支持煤炭的灵活性改造。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光伏、风能等新能源在中国的发电量逐步上升，但仍存在间歇性发电不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仍需要煤炭等传统能源对新能源调峰。

“新能源发电是间歇的。在缺电时，煤电就可以补一点。不缺电时，煤电就可以少发一点或者停下来。”周小川称。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周小川建议，应将煤炭的灵活性改造与“容量电价”制度相结合。“容量电价”本质是计算一个均衡价格，如此一来便保证了投资的回报预期。

2022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曾组织主要中央发电企业和部分国有大型银行召开座谈会，研究交流金融支持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工作。此后，“三改联动”频繁出现在有关能源领域的工作部署中。国家能源局印发的《2025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要持续推动煤电“三改联动”和落后产能淘汰。

经改造后，煤电机组实现启停速度提升与最低发电负荷降至30%以下。由此，发电机器虽在运转，但其发电量比较小，起到对电网灵活性调节的补充性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提出，自2024年1月1日起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对煤电实行两部制电价政策。该机制通过政府承诺的长期价格保障，确保灵活性改造的投资回报。传统煤电依赖电量收益，但转型后发电小时数可能降至数百小时，容量电价则以机组调峰能力为定价依据，将减排的社会效益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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