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同订婚强奸案中，令人遗憾的是审判长未能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案件本应在法律的严谨框架下得到公正裁决，然而审判长的判断却引发了质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些关键证据或细节或许未能被充分梳理和考量，导致合理的怀疑未能被消除。这不仅让受害者及其家属感到失望，也让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了担忧。司法的公正应当建立在对每一个证据的审慎审查和对每一个疑点的合理排除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审判长没能有效回应核心质疑，而是一直在做选择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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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了：被告人席某强奸罪名成立，维持一审原判，三年有期徒刑。

该案的审判长接受媒体采访，试图回应质疑。但这是一次糟糕的表态，没能化解对此案的合理怀疑。

审判长把很多没能验证的口供（譬如洗澡、可能有其他解释的男方在交涉时的承认话语等）当作确凿事实，非常选择性地作诱导性发挥，而对有利于男方的证明效力更高的证据却绝口不提。

他没能有效回应核心质疑，而是一直在做选择性叙事。

接下来，被告席某某估计会继续申诉。这个案子能否像唐山相亲强奸案一样，最终给予国家赔偿？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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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开庭前夕，大同市中院曾在给阳高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的一封函件中称：“我院审理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席某某强奸一案，根据上诉人席某某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拟对其适用缓刑，进行社区矫正。”

可见二审宣判前，大同中院原本是打算改判，给予被告缓刑的。但因被告一直不认罪，遂决定维持一审原判，作为惩罚。

这证明了被告母亲此前所说的话：席某某坚称无罪。“席某某曾自书悔过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早已是过去时，早就被他自我否定了，显然不应再拿出来作为缓刑依据。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同中院要在函件中称他有“悔罪表现”呢？这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它对大同中院法官的公信力构成严重的拷问。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审判官有以缓刑换取被告人认罪的意图。这里面存在缓刑适用的条件扭曲，将“认罪”作为缓刑前提，构成对被告人的变相胁迫。

只要被告人认罪，就不存在错判导致的国家赔偿问题。毕竟席某某已被关押了差不多两年，这是对司法机构最好的结果。

但席某某并未按大同中院预期的牌理出牌。席某某为什么要做此种坚持呢？

另外，审判长说：“案发后，被害人亲属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曾多次与席某某及其家人沟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尽快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同时表示为了减轻男方的经济压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礼可暂不给付，将在房产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时间提前，但男方未予回应。其间，女方家人未以报警相要挟索取财物。网传女方借婚姻索财的信息不实。”

这种叙事带有太强的主观倾向性，也不符合事实。被害人亲属是“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还是其他目的，审判长怎么知道的？是具有了上帝之眼吗？另外，女方要求房本加名，不是索取财物？男方“未予回应”？这甚至与女方提供的证据都存在冲突。

审判长还说：“双方发生纠纷后，男方起诉返还婚约财产。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男方给付女方的10万元及戒指属彩礼范畴，在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将上述彩礼退还至婚介机构，女方持有彩礼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这个情节，本来可以证明女方在男方起诉前拒不返还彩礼，但却被审判长用来证明女方并无贪图彩礼的企图。

审判长要是这样当，可是不太及格。这更像是女方的代理律师。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不过多占用篇幅，下文讨论更核心的内容。

2

本案定罪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存在违背意志的插入性行为。审判长强调“处女膜完整性不影响强奸认定”，但却刻意回避了以下矛盾：

1. 生物物证缺失：被害人阴道擦拭物未检出男方DNA，且床单精斑仅能证明性接触，无法直接证明插入行为。对“性行为必然导致处女膜破裂”的否定，并不能反向推导“插入行为必然发生”——二者在逻辑上非充要关系。

2. 事后清洗的孤证困境：法院以“被害人陈述洗澡”解释DNA缺失，但未提供浴室使用记录、水痕检测等客观证据佐证，该陈述仅属单方口供，存在虚构可能。

另外，如果真的强奸，即便洗澡，阴道内也会有残留物吧？

此案与上海浦东“艾某强奸案”高度相似：两案均缺乏插入行为的直接物证，且被害人伤情（仅手腕淤青）与“激烈反抗”的指控存在落差。最终公诉人撤回起诉，见“两高法律咨询”公号文章：疑罪从无之经典案例之四 艾某强奸案

轰动全国的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已明确，当物证与言词证据矛盾时，应优先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大同订婚强奸案中，审判长对口供采信的过程中，存在严重选择性叙事与解释偏差，还体现在他将男方在录音中的“嗯”“对对”“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回应视为自认强奸，但从证据角度并不如此，可以有其他解释空间。

并不能排除这是某种语境性敷衍，譬如没听清楚问题、理解偏差、“出于对长辈的尊重而应付”或性格原因避免冲突等。这种带有语义模糊性的回应，并未明确承认“插入”或“暴力”，可能仅指双方发生肢体接触。且录音未涉及具体行为细节，需与其他证据形成闭环才符合审判长所要证明的结论。

聂树斌案再审判决明确指出“供述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诱供可能”时，应否定证据效力。本案中，男方二审翻供称“未插入”，而法院仅以“侦查阶段供述稳定”为由维持定罪，未充分论证翻供动机合理性，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5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此外，审判长从女方的事后行为来进行“反抗推定”，也违背证据关联性原则。

审判长将案发后的拖拽、纵火等行为作为“违背意志”的补强证据，但该逻辑存在重大漏洞。

首先，拖拽发生于性行为结束数小时后，可能与情感纠纷、财产争议（如彩礼返还）相关，非必然指向性侵反抗。

纵火行为也有多因性可能，或源于情绪失控而非特定侵害，正如“艾某强奸案”中，被害人也有面部擦伤，但最终被认定为嫖资纠纷所致。

监控证据也存在局限性。电梯拖拽视频仅证明肢体冲突，无法反推性行为时的意志状态。此情形下，法院未对“反抗持续性”进行证明，反而以事后行为替代事中意志判断，构成证据链断裂。

另外，该案最大的bug还不在是否存在胁迫，而是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发生了插入式性关系。

3

此案也存在程序瑕疵。

譬如鉴定与批捕的程序倒置。男方家属指控“DNA结果未出即批捕”，若属实，则违反《刑事诉讼法》第81条“逮捕需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规定，可能污染证据合法性。

更严重的是举证责任的错位。我国强奸罪指控中，控方需证明“违背意志+暴力胁迫”，但本案中法院以“事后激烈反应”替代“事中暴力证据”，变相要求被告人自证合意，违背无罪推定原则。

本案暴露的“口供中心主义”“事后行为推定”等司法惯性，与聂树斌案、艾某案等历史教训一脉相承。司法权威的建立不在于对舆论的迎合或压制，而在于严格贯彻“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

对于此类婚内/婚约性侵案件，此前已有法院枉法判决并最终给予国家赔偿的案例。如何杜绝类似冤案，看来并不容易。

刑案应强化客观证据收集，在性侵案件中，DNA的即时检测、身体伤痕同步录像等技术规范尤显重要。更需不厌其烦强调的是，单一口供不得定罪，对录音等模糊证据不得实行“不利解释归被告人”原则。

刑案要排除合理怀疑才能定罪。要做到这一点，看来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