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萨瓦卡尔系统提出印度教特性 （Hindutva）思想。萨瓦卡尔在其著述中区别了印度教与印度教特性。他认为印度教特性是物质和世俗意义上的，关乎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旨在把印度建设成为同一个文化、同一个历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

说白了，不要把印度教只当作一种宗教，而是把它当作印度民族特性和印度人民生活方式的根本所在。

这个思路其实跟当年犹太复国主义对待犹太教的方式就比较接近了。

更关键的是，与犹太复国主义一样，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也是把穆斯林当作他者的。

萨瓦卡尔就系统论述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基督徒在印度教特性上的区别，认为后者大部分是印度教教徒皈依（很多时候是被强迫皈依），“他们属于，或感觉自己属于一个与印度教不同的文化”。

早在1937年，萨瓦卡尔就认定印度不再是单一的同种群国家，而是由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两个对立国族组成的国家，

萨瓦卡就讲了呀，如果你们穆斯林能跟我们印度人一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那最好，如果不行，大不了我们单干。

“我们与英国人斗争的目的不是换一个主人，而是印度人要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对于穆斯林来说，“如果你们加入，我们与您并肩；如果你们不加入，我们分道扬镳；如果你们反对，我们仍将前行”。

萨瓦卡尔的印度教特性思想对印度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就包括推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建立。

在萨瓦卡发表这种两个国族论的三年以后，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也发表了类似的论断。

可以说，英国殖民者还在，印巴分离的理论基础已经形成了。

再比如海格瓦尔。这个人在1925年正式创立国民志愿服务团。目标就是加强印度社会的印度教文化特质。海格瓦尔深受萨瓦卡尔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影响，但这无法掩盖国民志愿服务团与萨瓦卡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

等到印度人民党崛起以后，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度人民党有一个大体上的分工。

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倡导的同盟家族包括很多右翼宗教团体，主要负责意识形态，印度人民党则专注政党竞争，这使得它们可以利用大规模宗教活动作为民众动员的重要舞台，从而借助宗教议题迅速扩大影响力。

尤其是莫迪老仙，早年就加入国民志愿服务团，20世纪80年代末，莫迪开始负责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德里地区的事务，随后参加了1992—1993年的拆除巴布里清真寺运动，还曾经作为总部代表访问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印度人民党总书记。

印度人民党需要在有利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气氛中执政。因此莫迪在很大程度上向国民志愿服务团让渡了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权力，作为回报，他将主导经济和外交，双方在权力分配上达成默契。

印度人民党政府修改教科书，拿神话当历史，跟国民志愿服务团有直接关系的。

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操纵下，印度人修改教科书到什么极端的地步呢？

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左右，78岁高龄的圣雄甘地因斋戒而身体虚弱，正由他的曾侄女们搀扶着穿过比尔拉宫的花园去参加祈祷会。

这个时候人群当中冲出来一个叫作纳图拉姆·戈德塞（Nathuram Godse），有些地方把他翻译成高士，拿着自动手枪，朝着甘地连开数枪，直接把甘地打死了。

这个戈德赛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

圣雄甘地是什么人？相当于印度国父啊，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结果，印度人民党上台以后，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操纵下，教科书就把戈德塞刺杀甘地的事情给删掉去了。

甘地也好，尼赫鲁也好，这些人在今天印度的官方叙事和民粹主义叙事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让人很可疑了。

总之，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喉舌媒体《组织者周刊》（Organiser Weekly）不断渲染印度教的经典史诗和宗教典籍，从古代神话当中找现实政策依据。

《组织者周刊》以“人民”“发展”和“环境”为主题发表了多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印度被描绘为和谐的印度教国家，印度教徒被刻画为一个根植于自然的民族，拥有保护地球母亲的光荣使命；印度河流和动物都被赋予了印度母亲的形象，而将穆斯林比作对印度自然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污染源，摧毁了原本纯洁、有序和稳定的印度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