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的宿县街头，黄包车的车夫轻轻撩起布帘，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男子从车上下来，衣角带着新墨香的气息。他掏出怀表仔细看了看时刻，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两枚铜元递给车夫，转身走向货栈的大门。这是董士沅的日常之一——账本上写着：“赏车力2角，购烧鸡1元4角，付邮汇武进家用3元。”在那个看似平常的清晨，没有人会预料到，六年后，这位曾经体面的商人会在破败的小屋里颤抖着记下：“卖字画得银8角，购杂粮3升。”

这本泛黄的账簿，静静地揭开了战争如洪水般席卷而来的中产阶级的悲惨命运。

鱼蟹满桌到杂粮果腹：体面生活的崩塌轨迹

翻开董士沅1936年的账簿，字迹工整如印刷，账目记录清晰可见。在他每月收入103银元中，46元来自作为货栈掌柜的固定薪资，其余的则是投资回报和存款利息。他的支出清单看起来就像是富裕阶层的生活写照：每周必有烧鸡、鱼蟹，出门时总是坐黄包车，连下乡收租时也要特意购买开水鸡蛋。那些日常的记录无一不反映出他体面的生活状态。

然而，在1937年秋，账本空白的地方突然出现了潦草的批注：“沪战起，汇武进家用倍之。”随着南京的沦陷，董士沅开始频繁向家乡汇款。而在1938年初的账簿里，“购爱国公债10元”和“红十字会捐5元”这两项开销赫然列出，与此同时，他的肉类支出也已减少了三成。1939年时，他不得不出租宅子以获得租金收入，账上第一次出现了“卖字画得银”的条目。曾经不假思索地为茶房打赏2元的阔气生活，已经变成了为了省下每一角钱而“赏倒便桶1角”的窘迫。

良民证与算命钱：精神世界的双重沦陷

1940年的账本里，出现了两项令后人心痛的新支出：“办理良民证1.2元”和“算命看相共计3元5角”。其中，良民证是沦陷区百姓的生存凭证，而算命的费用，则成了战乱中的中产阶级用以麻醉自我的一种方式。

不久之后，董士沅的生活彻底被物价飞涨压垮。他依然保持着洗澡理发的习惯，却不得不将这两项服务拆开消费；仍然购买书籍，但书单已经从《墨子汇海》变成了《心经》和《金刚经》。此时，上海的米价已经暴涨了40倍，而董士沅的月收入则下降到了战前的三分之一。账簿里“邮递费”一项日渐增多，显示出他对家乡江苏的深深牵挂。

1941年，账本的一页中夹着半张《申报》，上面报道着“沪上名流避居香港”的消息，而董士沅账本上写着：“购旧皮箱1只，价2元。”或许这只皮箱是他为逃难而准备的物品，但最终它始终没有装满前往远方的盘缠。

知识分子的体面：乱世中的最后防线

在1942年2月的最后一页账本上，“购《英汉辞典》1册”的记录依旧清晰可见。此时，董士沅一家已搬入了漏水的厢房，但他依然坚持着阅读的习惯。战前，他的藏书多为《法律质疑汇刊》《铁道史》等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战后的新增书籍，如《金刚经》和《面相学》，则无不透露出他内心的迷茫和焦虑。尽管如此，《英汉辞典》的购买仍然给人以某种不甘心的印象。

同一时期，《大公报》的社论或许能揭示这种矛盾心理：“中产阶级如风中芦苇，既无劳工之无产无畏，亦无豪绅之翻云覆雨。”董士沅的困境正是如此：他既不能像富商那样迅速转移资产，也无法像苦力一般彻底放弃，选择任由命运摆布。账本中反复出现的“量入为出”四字批注，正是他内心挣扎的体现——即使是在购买咸菜时，他依旧坚持用毛笔标明价格波动。

恩格尔曲线的警示：0.3到0.6的生死跨越

经济学家通过分析董士沅的账簿，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数据：1936年时，董士沅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仅为0.28，属于“最富裕”阶层；然而到了1938年，这一数字飙升至0.605，直接跌入了“贫困”区间。这种急剧下跌的背后，是战争对中产阶级的精准打击——他们既没有土地来抗衡通货膨胀，也没有足够的资本通过投机获利。

账簿显示，在战前，董士沅的投资收益占总收入的55%，而到了1940年以后，这部分收入几乎为零。更残酷的是，当富商通过囤积居奇赚取暴利时，中产阶级却因为“体面”的束缚，无法灵活应对。他宁愿绕远路花双倍的车费回家，也不愿像小商贩一样在街头叫卖。即便他不得不变卖家产，也要以“出租房屋”或“兼职卖字”这种看似体面的方式进行。这种精神上的枷锁，或许比经济上的困境更加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