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刘晓新 上村健一与国少中方矛盾的曝光，很符合他当球员时转身很快的特点。从控诉，到赌咒发誓的辟谣，再到相熟的境外媒体的呼应造势，再到道歉撤回，最后是在中国的快速履新，一次次惊艳的转身，完全是一部不断反转的超级大片，又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缺乏谈资的中国足球里，一个槽点丰富并且充满想象空间的大瓜。

但是，我们不是吃瓜群众。我们只是希望让更多人明白，对于正在重新上路、正在重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正在全面开放并且努力回到国际大循环的中国足球来说，上村健一或许做了一件好事，把一些无意识状态下的事情，把一些旧瓶装新酒的现象，摆到了一个需要重新认真探讨的层面上来。当年冯小刚的《一声叹息》里，梁亚洲狼狈不堪的状况，天下又有几个男人没碰上，或者差一点就碰上了？所以，上村的一声叹息，不过是家长里短、锅边碰碗沿的平常事，但是想明白了，却可能具有长远的示范性意义。

首先，发生在国少这支球队身上的事情，并不是一起事故。上村健一四处倾诉，版本很多，其潜台词无非是想证明，这支球队未能小组出线，绝不是他的执教能力有问题，而是受到了来自中方的诸多干扰，使他实际上失去了指挥权。这样的剧情满足绝大多数能够在公众视野里持续发酵并且冲上热搜的事件的条件，但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反而是上村如此表达的动机。一个人四处解释“这不是我的错”的时候，一定是认为自己闯了祸，上村健一到底闯了什么祸呢？这支球队负于乌兹和沙特，导致小组没出线到底闯了多大的祸？

恐怕并不是太多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无论是当年的超白金一代，还是东方红一代，中国足球从来不缺乏在青年队时期制造惊艳表现的能力，但在上升过程中却重新归于平庸；另一方面，这支基本上由两大足校临时拼凑的球队，当初在东亚杯上的神奇表现早就吊高了所有人的胃口，事实证明，连上村和他的教练组都过高地估计了这支球队的真正能力。

换个角度想，如果两个足校的班底就已经能够在亚洲出人头地，我们的职业联赛不是很成功吗？我们的青少年足球体系不是很完善吗？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再多政策支持都只是一纸空文，一边喊着从头再来狠抓青少年足球，一边盯着某些队伍的标志性成绩，这不又是中国足球的老一套？上村健一成为中国足球又一个在失败面前反复吐槽的祥林嫂，实在是一个很无趣的结果。

其次，上村事件不是内幕，更不是什么黑幕，客观上说，这是体育国际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具体到足球，像英格兰、德国和巴西这些世界足球的先进国家，本国管理层与洋帅间的求同存异，从来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洋帅，简单到如同一个企业聘请的总经理，这里面从来没有绝对的放权，而且，先进理念和企业实际情况的结合才是开放与引进的真正目的。

在这方面，中国体育恰恰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大量成熟的案例。短道速滑韩国名帅金善台，帮助苏神跑出9秒83成绩的美国教练兰迪亨迪顿，以及帮助中国艺术体操和花样游泳实现历史突破的俄罗斯和西班牙教练，不胜枚举。师夷长技以制夷，大概算得上中国体育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体育总局治下，中国足球即使再不争气，但总局一大堆成功的经验和法则，甚至是大量已经形成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恐怕也不至于让中国足协随意做出太出格的事情吧。所以，客观平和地看待上村事件，很重要，上村健一是不是心高气傲，他的言论是否职业，是否违反了合同，现在都不是问题的根本。

关键在于，形而上地一味把它归结为中国特色，一味把它上纲上线为管理者的昏庸与无知，嘴上确实痛快了，但对后来的执行者们，一定是一个投鼠忌器的坑。相比于其他奥运项目，中国足球的开放与引进，无疑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因为，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往往更容易让我们失去客观的评价维度和总结标准。

最后一点，在上村欲言又止的表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立场，而不应该是绝对的是非。2001年十强赛后，笔者在《足球》报上连续撰写了《神秘的19天》一文，应该是对这类问题最集中的一次关注。

如果说当年的十强赛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什么成功经验的话，米卢与中方管理团队之间的配合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关于祁宏、于根伟、李霄鹏、江津等一系列位置上人员的使用，都成为米卢与以南勇为首的中方管理团队之间，不断产生分歧，不断坚持己见又不断求同存异的焦点问题，个性与共性的碰撞与融合，专业与管理的协调与磨合，球商与情商的拉锯与撕扯，整整25年前的一场多幕剧，如果当年同样没有出线，给我们留下的又会是什么呢？

所以，这才是上村健一带来的示范性意义，如果绝大多数人，一直在关注那些狗血的剧情和所谓的是非，那么在上村健一的身边，还有久尔杰维奇、浮嶋敏，或者各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一大批的各国青训总监们，又将怎么续写属于他们的故事？

就算是一个打工皇帝与老板的故事，也应该为企业的自救带来真正的体验与反思。开放与引进是现阶段中国足球的不二选择，这是上村健一们，和每个教练，每个领导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