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陈继明/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敦煌，仿若横亘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符号，在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维度。这部作品以初唐为历史背景，通过三条叙事线索与双重时空的交织，将敦煌从凝固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流动的精神史诗。

诗性语言与哲思交织。陈继明的语言风格兼具古典诗意与现代思辨，其经典语句常以意象化的隐喻叩击读者的心灵：“敦煌的光彩如太阳一般绚烂夺目。它摄人心魄，一眼千年。”（冯骥才评语），其象征着敦煌文化的穿透力，寓意小说中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主题：“绿洲精神是一种求生意志，既有本能的野蛮，也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其凝练了对文化生存本质的洞察，在物质与精神的探求中，文明得以延续。这些语句不仅承载了小说的美学追求，更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敦煌文化复杂性的“密钥”。

在写作特点上，作者采用多维叙事与时空交响、历史与现实的互文，小说以三条主线展开：初唐画师雪祁的艺术探索、吐谷浑部落的生存挣扎、令狐世家的日常造窟的累年劳作。三条线索共同构成敦煌文化的立体图景。与此同时，作者引入20世纪80年代的“慕思明”视角，通过文化寻根者的身份，将历史叙事与当代精神危机并置，形成叙事上的张力，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框架，使敦煌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容器。

陈继明的文字兼具古典韵律与现代质感。他描写敦煌壁画时，笔触如行云流水，灵动中透出历史的厚重，而在刻画吐谷浑部落的生存斗争时，语言又转向粗粝、大气，如戈壁风沙般裹挟着原始生命力。这种风格的对撞，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敦煌作为文化交汇点的不可磨灭性。作者借鉴了元代小说的笔法，在小说中插入创作日记与虚构史料，如雪祁画作中暗藏的隐喻，这种手法暗示着“所有故事必须重新被讲述”，尝试动态的文化重构。

《敦煌》以小说形式重构了敦煌精神的核心，即在文明碰撞中坚守，在艺术中启迪，蕴含着多元文明的交互与包容，艺术震撼人心与启迪的力量，守护与传承的执著以求。敦煌精神正是其得以延续不息的深层次动因。

其优点在于叙事创新与哲思较为深刻，文化深度的多维开掘，小说不仅复现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揭示中华文明“美美与共”的包容性；人物塑造的象征寓意，主角雪祁既是艺术家的个体缩影，也是文化传承的隐喻载体。他三次入敦煌的经历——学画、造窟、定居，对应“技艺锤炼”“文化创造”“精神探索”三重境界，其心路历程折射出艺术与信仰的终极追问。

不足之处则是部分情节的虚实失衡，叙事密度的失衡。部分情节如令狐世家日常生活的描写稍显琐碎，与主线故事相较偏离。此外，现代时空的叙事节奏稍显仓促，削弱了主题主线交相呼应的共振效果；人物心理刻画不够细腻，吐谷浑战士的塑造多依赖群体性描绘，缺乏个体深度。如慕容豆的转变过程，被简化为“生存本能驱动”，未能充分展现其精神世界的多样性。

瑕不掩瑜，《敦煌》的独特性在于它既非纯粹的历史小说，亦非简单的文化叙事，而是通过文学想象将敦煌转化为“对敦煌精神的不断探求”。陈继明以虚构笔法“活化”了敦煌，使其从静态的文化符号，变成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生命体。正如书中所言：“敦煌的样貌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迁，但文脉的延续性始终未断”。这种创作既是对历史的重述，也是对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的叩问。

《敦煌》作者对文明本质的思考，以及对叙事形式的探索，注定使其成为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文学作品。其带给读者的思索，仍在低吟、回响：真正的文化遗产，不仅仅在敦煌壁画中，更是在人类锲而不舍的精神求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