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坛，黄奇帆是一个“非典型性官员”。

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学者型官员，曾主政重庆15年，硬是把山城玩成了“中国经济样板间”：GDP增速连续多年领跑全国，笔电产量拿下全球1/3，还首创地票制度破解城乡土地困局。

面临的情况越是复杂，他越能从基本面上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寻找办法，总能把晦涩的经济学原理变成可复制的操作指南。

如今从市长任上退下来的他，依然在书里针针见血地解剖经济发展的“病灶”，难怪企业家们都说：“听黄奇帆讲课，比读十个MBA管用。”

今天我们为您分享的中信书院APP【好书快听】的《重组与突破》，就是黄奇帆的最新力作，记录了他在重庆工作期间，每每遇到难题时，“以重组求突破”的思维与实践。

就像他在本书前言中说的那样，“我在50余载的工作历程中，深刻领悟到重组的真谛与妙趣。其真谛在于资源优化配置、体制机制创新，其妙趣在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柳暗花明又一村”。

无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还是企业破解困局的微观视角，“重组”都是我们直面转型时代的必修课。

以下为《重组与突破》好书快听音频文稿内容：

我们都无法否认中国正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时代，原有体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场机制有待发育。该如何破解长周期、大范围、反复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进而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运用重组的思维和办法去解决，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调配合，相得益彰。在黄奇帆看来，重组思维的本质是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体制机制创新。与此同时，重组一定要尽可能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

接下来，我就通过三部分内容说说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首先在重组的过程中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只是为了达成合作吗？其次，体制机制的创新对重组有多重要？最后，政府该如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主导本地某一行业的重组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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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在重组的过程中，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只是为了达成合作吗？2023 年重庆的 GDP 突破了3万亿，这让重庆不仅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达到 GDP 3万亿的城市，也进入了全国五个经济总量超过3万亿的城市之列。

可以说，现在的重庆在中国的经济版图里非常引人注目，但在黄奇帆刚任职重庆副市长的时候，也就是 2001 年，重庆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国有企业仍处于泥潭之中，历史包袱依然很重，坏账多，债务重。

举个例子，当时重庆水务公司有一笔高达 13 亿的债务，而且没有能力偿还。当时水务公司主要管的是城里的自来水。重庆是全国自来水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因为重庆是座山城，房子建的高高低低，所以要把水从厂子送到家里，常常要用六级的加压设备。

另外，重庆的水价当时非常低，一吨才 0.75 元，老百姓大手大脚用水也不心疼。很多人没有节水概念，这就加剧了水务公司的亏损。

该如何解决水务公司的问题呢？首先，黄奇凡认为要调整水价，但调整水价涉及百姓生活，不能随意为之。所以重庆举行了听证会，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把水价从 0.75 元每吨调到了 2 元每吨。乍一看，调整的幅度很大，实际上这只是把多年没调价的缺口补上了。

水价一调， 13 亿元债务就从亏损资产、坏账债务变成了良性资产。因为按照资本市场的逻辑，资产价值是可以根据收益倒推的。原来水价太低，生产越多亏损越大，现在水价涨了，自来税供应成本与收入大体平衡，债务自然变成了良性资产。

其次，重庆又通过国资注资，将水务公司重组为水务集团。这样一来，算上 13 亿的良性债务，原本资不抵债的水务公司拥有了超过 60 亿元的净资产。

请注意，黄奇帆的重组组合拳并没有结束。水务集团成立之后，就主动与法国苏伊士环能集团谈合作，该公司不仅是法国最大，也是欧洲最大的水务公司。但在刚接触时，苏伊士环能集团，并不想与一家亏损企业建立联系。

为了促成合作，黄奇帆和苏伊士环能集团的董事长梅斯特莱先生见了面。他说，重庆的北部新区就是当年的浦东和深圳，发展速度至少是重庆其他地区发展速度的一倍。现在这个水厂看起来是亏损的，可七八年之后，北部新区肯定大变样。水处理量从现在的十几万吨发展到五六十万吨，到时候肯定能把现在的投入赚回来。市场规模和份额也是一种资源，也有价值，尽职调查可不能只计算静态价值。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之后，苏伊士环能集团投入了约1亿美元与重庆水务集团合资。

那么黄奇帆是在“忽悠”苏伊士环能集团吗？事实上， 2003 年至 2008 年，北部新区从人口到企业增长都很迅猛，实际用水量达到了 35 万吨每年。由于规模效应发挥出来了，水厂就扭亏为盈了。也正是因此，苏伊士环能集团之后进一步追加了几十亿元投资与重庆水务集团实现了共赢。所以在重组的过程中，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

当然，为了达成合作，但并不只是为了实现及时的或者短时间的成果。因为只有在方方面面的利益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实现共赢重组，才能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重组后的企业来说，有资本金注入的资产重组，由法人治理结构调整的股权重组，随之必然带来管理层的结构调整，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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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内容，就说体制机制的创新对重组有多重要。在重庆任职期间，黄奇帆发现陷入困境的企业所遭遇的问题都很相似，除了债务问题，主要就是管理结构臃肿。详细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子公司、孙公司太多了。按照国际惯例，1000 亿美元的大集团公司管理层级也就 3 层。但在重庆，有些集团公司竟然延伸到第 6 层、第 7 层，管理起来根本就跟不上集团，根本不知道下属企业在干什么。平时下属企业挣钱了，不理会集团，亏了就甩锅给集团，这种花国家的钱养人的行为，吃掉了国有资产。

其次，壳公司也是个大问题。不止在集团层面，二级子公司和三级孙公司也有这些壳公司没什么实际业务，也没有净资产，而且负债累累，典型的三无企业，要么是因为经营失败，资产亏空，人员下岗造成的，要么是优质资产被转移走了。当然三无企业并非完全不能出现，企业转制时出现壳公司很正常，但要是几年都解决不了，那就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

最后，公司治理里有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有些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被内部人控制后，不听母公司的管理，甚至跟母公司对着干。如果是因为集团公司的发展策略和工作思路有问题，子公司可以提意见，等待集团公司自己去调整。但如果集团公司的初衷是好的，方案也是好的。而子公司只是因为利益不同而与母公司对抗，甚至跟外界一起对付母公司，那就是集团公司对子公司控制不力了。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呢？重庆市政府引导这些企业集团进行了组织结构的重组，该退出的退出，该合并的合并，该注销的注销，同时还让集团企业剥离与主业无关的产业。

2004 年，重庆市国资委把 60 多个直属企业重组为 20 多个，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新增了 10 多个。你看，管理结构臃肿并不代表该有的都有。在很多企业里，结构的臃肿与不完善同时存在。

2005 年，重庆又对各直属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进行了重组，涉及 170 多个二级企业，300 多个三级企业，曾孙以下公司通通清理掉。这些都属于基础整合范畴，用了 4 年左右的时间，直到 2007 年基本完成。

这些企业重组后变成了产业集团，并形成了三个中心集团，本部是决策中心，二级企业是利润中心，三级企业是成本控制中心，集团本部有资金池，有统一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这些改变都有利于集团的整体上市。

事实上，重庆后来确实陆续推进了多批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集团企业都能上市，对那些不适合整体上市的企业，政府仍要求其比照上市公司进行管理，核心是透明化，让公众介入管理监督。所以体制机制的创新是重组的结果得以保持和发展的关键。组织结构重组之后，可以实现三个集中，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资本向优秀企业家集中、资金向优秀产品集中，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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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只通过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是无法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毕竟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一直在增加。

第三部分内容，就说政府该如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主导本地某一行业的重组与崛起。民营经济对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税收收入的50%、GDP 的60%，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助推器。民营经济也是老百姓摆脱贫困、逐步致富的主要通道。民营经济还带动了中国 80% 的就业人群，成为城乡居民就业的重要载体。

更不可忽视的是，民营经济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我国 70% 的技术创新成果来自民营经济，企业研发投入的 70% 也来自民营企业。不过，民营企业的数量远多于国营企业，而且不由政府直接管理。因此，政府想要通过有形之手去引领市场的无形之手，同样需要独特且创新的重组思维。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黄奇帆到沿海地区调研，他发现大量工厂停工，与此同时也发现在国内外加工厂纷纷停工的情况下，笔记本电脑的产量却逆势上扬，年增长率在 20% 以上。短短三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由当时的 1 亿多台增长到 2 亿多台。

因此，重庆决定在本地打造一个全新的行业：电子硬件产业。长久以来，中国电子硬件产业主要在我国沿海地区，重庆基本为零，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达成的挑战。

2008年，重庆引进了惠普笔记本电脑项目，但一个地区要崛起一个产业，仅仅靠一个龙头企业，哪怕是惠普这样的世界级大企业也是不够的，还应当吸引一批能研发、生产、销售的同类产品、同类性质的国际品牌企业扎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能够降低物流成本，零部件如果实现本地配套，就可以节省大笔的物流运费，企业有利可图，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

那段时间，黄奇帆两次去中国台湾和美国硅谷，点对点地和这些电脑企业交流洽谈，经过招商沟通，全球笔记本电脑的行业翘楚很快与重庆达成共识。在惠普落户重庆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宏碁、华硕、东芝、思科等一批世界著名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世界知名的代工企业都与重庆签约。重庆又以惠普的3000 万台订单为基础，将产业集群按照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思路重组。

就这样，重庆的电子硬件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到 2011 年，重庆已经形成了 5 + 6 + 500 的产业集群，即惠普、宏碁、华硕、东芝、思科五大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伟创、仁宝、和硕六大代工商和 500 个零部件商这个产业集群体系。2011 年，就产出了 2000 多万台笔记本电脑。

2013 年，零部件企业进一步集聚笔记本电脑相关的 800 多个零部件厂商落户重庆，真正形成 5 + 6 + 800 的产业链集群，并连续 10 年保持 6,000 多万台笔记本的出货量，使重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所以，对一个行业进行重组，需要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共同作用，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激发改革红利，实现经济动能的转换与增加。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顾，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正是因此，重组会越发频繁地在市场中发生。

重组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这不仅能最大限度的促成合作，也能让合作持续下去，进而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重组并不是一个即时性的概念，在资产股权重组之后，还要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让重组的成果快速消失。另外，政府这支有形之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不论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来说，政府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去激发各个领域的改革红利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