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媒体口水战”持续了整整六年，因官方的干预而宣告终止。尽管战局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但若从传播的视角来看，重庆在与成都的舆论较量中始终处于劣势，历史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成都是媒体资源丰富的城市，拥有省市两级的强大媒体支持，尤其是“华西都市报系”和“成都商报系”这样能覆盖全国的报纸，以及数家看似权威的研究咨询机构为其提供的KOL/KOC支持。而重庆则局限于本市的媒体，缺乏向外输出的能力，并且在发达的地域中几乎没有设立咨询机构。

更为重要的是，在本世纪初，成都的报纸在重庆有发行，而重庆的报纸却未能扩展到成都。因此，在那场“世纪口水战”中，尽管两地人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荣誉感与归属感，但总体而言，成都人民的“高兴”程度明显高于重庆人民的“愤怒”。例如，重庆的“棒棒之城”这一称号便由此而被全国所熟知，甚至重庆方面不得不要求媒体将“棒棒”改称“力夫”，这种叫法如今听起来比将“农民工”称作“新型产业工人”还要显得不自然。

我个人认为，重庆的媒体资源配置问题，除了源于其本身作为地市级配置演变的先天不足，还有在直辖之后，媒体建设缺乏深思熟虑与系统性的布局。以下举两个例子：

首先，重庆媒体的格局在发展期受到限制。在报业与广电业最兴盛的时期，重庆的媒体局限于本地发展，从未真正探索全国市场的可能性。而成都媒体则大相径庭，我曾随华西都市报的一行人走访多个城市，耳闻他们频繁提及席文举的故事，席总不仅鼓励他们在全国各地开设报社，还给予了大量支持，他们可以获得人力、资金及其他资源的支持，加上华西的资源直接供给，几乎是铸就了一种安全保障。同时，成都的另一位杰出媒体人何某，直接投资推动下属拓展外地市场。在其鼎盛时期，“华西系”和“成商系”在全国控制了一百多家媒体平台，涵盖了从大众到专业、从通俗到高端的广泛内容，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重庆的官方未能在更深层次上布局传媒体系。传媒行业不仅仅是报纸、网络和电视，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产业链，包含内容供应、市场调研、流程设计与物流等多个环节。重庆的媒体往往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资源配置，而未能形成市场化程度高的完整产业链。例如在内容生产上，确实不仅仅是记者的职责，实际的内容供应者还有众多，但真正能够引导舆论、在话题设置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KOL、意见领袖与智库。成都的媒体在KOL布局方面可能是最早的，且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的政策研究机构合作仅是冰山一角，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媒体提供各类话题，为成都发声。

或许大家注意到一个趣事，每当重庆在某个榜单或布局中超越成都时，总会有类似机构顺势推出“权威”榜单，而重庆的排名几乎总在成都之后。偶尔几次或许只是巧合，但若是每次如此，似乎就不能简单地用巧合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