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研究为探讨欧盟产业发展及其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变迁奠定了基础，不少学者也关注新世纪以来欧盟产业（包括整体和局部）出现结构性失利的事实。 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弥补既有研究在综合整体视角和产业生态及经济竞争力上的不足，提出欧盟在 ２１ 世纪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注重案例与数据结构的历史对比分析，而理论基础则基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思想传统，重点体现在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中，中心不但比外围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不同层次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由此而决定其在全球性的附加值和风险的分配中获得何种谈判地位。 欧盟长期处于准中心层次，即仅次于美国的优势地位，凭借其高质量的劳动人口而占据了中高端制造业的很大部分，从而支撑起欧盟特色的福利资本主义体系。 不同于自由主义对福利最大化和绝对收益的关注，结构主义者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决定了他们更关注经济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因而更多强调全球产业发展中竞争性的一面。

其次，劳动者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选择具有刚性，即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转换往往非常艰难，而这种刚性意味着不同国家往往被锁定在全球分工中的特定层次，退步容易而进步很难。 不同的产业就其政治经济学含义而言具有差异性，越是依靠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产业，其分工网络越复杂，正外部性越强，最终越能带来可持续的高附加值；反之，越是依赖物的禀赋堆积的产业，其对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挤出作用越强，最终会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高通胀和高失业以及政治腐败，即所谓资源诅咒现象。 欧盟的高等教育普及和由此带来的中高端人力资本优势，确保了它在产业分工中依靠的主要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而不是体力付出和风险承担，更不是自然资源的采掘和对人的劳动的挤压。

最后，结构主义强调公共部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中具有其合理且重要的地位。 合意产业在私人部门的繁荣离不开恰当的公共产品的支撑与赋能，比如相应基础设施和教育与人力资源的提供，对幼稚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适度适时的扶持，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通过国际贸易协议为其拓展市场空间以及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为贸易和产业变迁的受损者提供必要补偿等。 事实上，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本身就是政府的创造物，也是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而不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一种脱嵌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给自足的，不断自动保持均衡的经济奇迹。

在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产业结构是表象和结果，而其背后则是公共部门的财政开支结构和社会人口的能力与年龄结构，换言之，经济是深植在政治和社会土壤之中的。 无视这些影响深远的背景和联系而就事论事地探讨产业变迁，必然犯卡尔· 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所说的“脱嵌”式的理论错误。

本文将欧盟产业经济的停滞分为两部分论述，一是传统制造业的优势不再，二是数字经济产业的掉队。 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信息通信互联网产业的硬件，软件和互联网应用都归入数字经济部门，因为正如下文将要强调的那样，硬件产业的进步同软件和互联网应用密不可分，是一个经济生态群落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