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的一个夜晚，国民党保密局（即原军统）的北平电检科一名普通报务员与妻子发生了激烈争执。谁也没想到，这场平凡的家庭争吵，竟成了他为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契机。

争吵过后，这名报务员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心绪难平，最终决定起身工作，打发时间。正当他忙着调试无线电设备时，忽然从耳机中传来一组完全没有注册记录的电台信号。夜深人静，异常的电波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意识到这不寻常的信号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重大秘密。

报务员迅速记录下了电台的所有信息，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赵容德。赵容德此时正因电检科长期未取得成绩而焦头烂额，听到此消息如同捡到宝藏，立刻组织手下的人员展开紧急侦查。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最终成功锁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

1947年8月24日晚，毛人凤派出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带队，彻底包围了那个秘密电台，并抓获了正在发报的几名中共报务员。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叛变的报务员——李政宣，他迅速交代了许多重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名单上写满了整整两张纸。这次叛变使得北平的地下党组织遭遇了空前的打击，特务们也顺藤摸瓜，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线索，导致西安情报头目王石坚被捕。

王石坚被捕后，由于长期遭受酷刑折磨，他最终交代了若干机密。此举引起了他的一名下属的警觉，这名下属便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熊向晖的背景并不普通。1937年12月，周恩来通过北平市学委书记蒋南翔，找到了适合深潜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要求其具备显赫家世、卓越的才学、出色的外表和过人的记忆力。蒋南翔一眼便想到了熊汇荃——湖北高等法院院长的儿子，且学业优秀，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周恩来对熊汇荃的背景表示十分满意，于是安排他接受任务。

熊汇荃接到任务后，改名为熊向晖，并顺利进入胡宗南的身边，获得了胡的深度信任。胡宗南将熊向晖送至西安军校深造，并在他毕业后任命他为自己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不仅深得胡宗南宠信，还被安排了许多机密工作。然而，在他潜伏胡宗南身边的这段岁月里，党组织曾专门找他谈话，告诫他在表面上与胡宗南保持一致，潜伏待命，直到新任务的到来。

终于，1943年，熊向晖的任务正式开始——蒋介石准备在得到共产国际解散的契机后，对延安发动进攻。熊向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重大计划，并迅速将信息传递给党组织。王石坚将消息及时传递至延安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得知这一情报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决定公开此事，借助外部压力迫使蒋介石放弃“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使延安避免了一场灾难。

同样重要的还有1947年3月的另一则情报。蒋介石计划对延安再次发动进攻，熊向晖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在得知这一计划后，及时传递给了党中央。得知情报后，中共中央迅速组织了防备工作。当胡宗南的部队进入延安时，所有的军事设施早已撤离，只剩下空荡荡的城市。为了保全面子，胡宗南不得不编排出一场抓捕大戏，捉拿了一些无辜的农民假扮俘虏。

熊向晖的这些贡献，使得毛主席深感赞赏，曾亲自称赞他“熊向晖一人可以顶好几个师！”

然而，当时王石坚已被捕，而熊向晖的身份暴露的风险也急剧增加。胡宗南此时将熊向晖送往美国继续深造，但熊向晖的心中并不平静。两个月后，胡宗南的部下对熊向晖的调查已经开始，特务们深入追查，甚至在他西安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熊向晖的妻子谌筱华在南京得知此事后，十分担忧她丈夫的安全，立即写信告知他危险已临。然而，熊向晖得知自己暴露的消息时，依然不明白为何胡宗南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949年7月，他从美国归来，见到了周恩来，并从周总理的口中得知了其中的秘密。

周恩来解释说，由于胡宗南深知熊向晖的重要性，若蒋介石知晓熊向晖的真实身份，胡宗南不仅面临巨大风险，连他自己的面子和部下的忠诚也可能受到质疑。因此，胡宗南始终没有揭穿熊向晖，而是暗中保护他。周总理的话令熊向晖恍然大悟，也深感周恩来对敌人心理和内部分裂的深刻洞察。

熊向晖终于明白了胡宗南的顾虑，并对周总理的智慧钦佩不已。而周恩来对熊向晖的评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周总理最终在一次宴席上公开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震惊了在场的国民党要员。周总理的举动实际上是为进一步分化蒋介石与胡宗南之间的关系，并最终促使国民党在西南的防线崩溃。

熊向晖的身份暴露后，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国民党情报工作远不如共产党，而胡宗南的无能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熊向晖的“卧底”身份，正是周恩来一系列精心布局中的一部分，而他的成功潜伏也成了战胜胡宗南的重要原因之一。

熊向晖的女儿曾好奇地问他，既然胡宗南如此宠爱他，为什么不继续效忠于他，享受权力与荣耀。熊向晖笑着回答：“共产主义的信仰早已深植我心，胡宗南的魅力与周总理相比，实在差距悬殊。”正是这份深厚的信仰，使他即使身处敌人身边，也始终保有一颗赤诚的心。

熊向晖的故事，也正是他在执行任务时为自己起的名字“向晖”的真实写照——即便身处黑暗之中，心中依然怀抱着光明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