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志愿军第3兵团踏上朝鲜战场。尽管士气高昂，信心满满，但这支兵团在组建初期却面临诸多挑战，预示着他们的战斗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个第3兵团并非1949年全军整编时的那个3兵团。老3兵团成立于1949年2月，下辖10军、11军、12军，即原中野的2纵、3纵、6纵，兵团部的干部主要来源于这三个纵队和皖西军区，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政委是谢富治，副司令员是王近山和杜义德。到了1950年4月，3兵团的编制被取消，各部队分别归属于川南军区（10军）、川东军区（11军、12军）以及数个军分区，主要任务是镇压匪患。

志愿军第3兵团，下辖12军、15军和60军，这三支军队均源自西南地区，分别隶属于原二野的3兵团、4兵团和一野的18兵团，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兵团。接到入朝作战命令后，他们才临时集结并开始重新整训。

兵团的指挥机构以原4兵团兵团部为主体，加上少量的3兵团干部组成。然而，由于兵团司令员陈赓因病未能赴任，由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其他重要干部如杜义德、王蕴瑞等均来自原3兵团。这种情况带来一个挑战——兵团部门的大部分干部来自原4兵团，使得王近山等人在兵团指挥中并不那么顺畅，需要一个磨合期。

不仅兵团部门是临时组建的，三个军的9个师也是在解散原有编制后重新组建而成。

12军包括31师、34师、35师，其中34师和35师是原12军的老部队，而31师则是从11军调来，军长是曾绍山，政委是李震。15军则包括29师、44师、45师，其中44师和45师为老部队，29师则是从10军调来。

60军情况最为复杂，下辖179师、180师、181师，其中179师、180师是原60军的老部队，而181师则来自61军。本应由张祖谅担任60军军长，但由于病情未能赴任，韦杰调任60军军长。179师和180师合编了较多蒋军起义部队，尤其是180师的起义人员占据了一半以上，两个主力团的团长被调离，新师长刚上任，存在诸多隐患。

出征前，无论是王近山还是韦杰，对60军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他们专门向原18兵团政治部的耀邦主任咨询，得知179师军政素质过硬，可信赖，但对180师的战斗力有所担忧，因其缺乏实战经验和强大的指挥班子。

这种在战前混编的做法反映了当时国内部队的乐观情绪，过于简化了入朝作战的复杂性。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一些官兵误以为美军是纸老虎，认为出国作战必定大获全胜，导致众多部队积极报名。面对如此局面，上级领导不得不作出难以决断的选择，因此将各师混编以确保每个军都有机会参与战斗并立下战功。

3兵团的编制复杂性导致许多指挥官对手中部队不甚了解，加之战前准备时间有限，仓促出征，缺乏磨合期，因此在第五次战役中特别是60军180师遭受了严重损失。王近山在战前曾表示，3兵团将确保俘虏数以千计，并未将美军放在眼里，这种言论固然鼓舞士气，但也助长了部队的轻敌情绪。

类似的教训在之前已有过。在金门战役中，参战的三个团来自不同单位，彼此之间缺乏熟悉，影响了作战配合，岛上形势混乱，缺乏统一指挥，损失惨重。这种混编部队的安排，一定程度上源于国内大陆战场的局势，需要确保各部队都有机会“出功劳”。

与3兵团相比，其他兵团的混编情况不如此明显，但战前拆分新部队、划归老部队的现象却普遍存在。例如三野9兵团，将30军的88师调至26军，89师调至20军，32军的94师调至27军，这三个师在长津湖战役中表现差异显著，其中89师的表现尤为突出，问题主要不在部队自身。

94师在入朝前接到命令，要求放弃所有武器，在沈阳接受苏联武器，然而最终由于苏联方面反悔，未能如愿，导致部队几乎赤手空拳过鸭绿江，后因紧急配发的武器仓促上阵，严寒环境下造成3500多人伤亡。

88师也有类似的教训。宋时轮将26军视为预备队，而26军则将88师视为其预备力量，结果战局远比预期的困难，20军和27军在血战数日后伤亡惨重，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宋时轮命令26军远程支援，而88师则长时间被美军机轰炸，师级指挥官与各团指挥官一度失联，任务未能完全完成，造成严重损失。

对于88师来说，这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换任何其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