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带着三夫人黄佩芬及四个子女，登上了开往印尼的轮船，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刘峙曾与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并列为蒋介石时代的“五虎将”，这几位将领都在蒋介石的大陆政权时期担任重要职务，并且较早获得了国民党陆军上将军衔。然而，到1950年，其他几位如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已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而卫立煌则在辽沈战役后被软禁在南京，直到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才得以逃至香港。与他们不同，刘峙却选择离开台湾，前往印尼，令当时的台湾高层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刘峙的选择并非偶然。在1948年6月，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司令，虽然他因战败赋闲已超过一年，此次被任命为总司令的决定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质疑。许多人认为这个人选实在不堪，因为当时的刘峙并不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曾解释道，“考虑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刘经扶（刘峙的字），另一个是蒋铭三（蒋鼎文的字）。由于蒋铭三好赌成性，最终选择了刘经扶。”如此背景下，刘峙接任“剿总”总司令，然而，徐州“剿总”兵力最大，形势最为复杂，这样一个决定显得更加不合适。和其他几位经验丰富的总司令相比，刘峙的差距显而易见。

刘峙接任后一度信心满满，甚至对媒体自信满满地说：“如果让我做官，我不能奉命；如果让我拼命，我义不容辞！”然而，这番豪言壮语很快就被现实打破。随着解放军攻占开封，刘峙迅速失去了斗志，他对战局的关注变得越来越少，军事部署也交给了手下。随着淮海战役的爆发，刘峙几乎将一切决策权交给了副总司令杜聿明，而蒋介石也显然不再信任他，渐渐地，杜聿明才成为徐州蒋军的实际指挥官，因此徐州前进指挥所的主任实际上是杜聿明。这一变化也让许多将领称杜聿明为“杜主任”。而在黄百韬兵团覆灭后，刘峙明白徐州即将沦陷，他便利用战机逃往蚌埠，提前脱离了战斗。

当1948年12月，杜聿明带领部队撤离徐州时，刘峙早已躲在蚌埠避难。这一消息虽然看似保密，但实际上，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都提前做了安排，刘峙的逃避行为无疑让撤离计划败露。随着淮海战役的结局，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几乎被摧毁，蒋怒不可遏，决定追究刘峙的责任。但正当刘峙担惊受怕之时，蒋介石下野，暂时无法再关注此事。在何应钦等人的劝说下，刘峙免于被追究，但也失去了进一步的职务，被迫退居二线。随后的南京解放后，刘峙试图去广州找到顾祝同谋求新的职务，但顾祝同直言劝他知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被追责已经是幸运了。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刘峙决定带着家人前往香港，开始新生活。尽管失去了曾经的荣光，但刘峙仍然凭借积累的财富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刘峙在蒋军高层中以敛财而闻名，他通过第一任夫人杨庄丽控制大量财富，而杨庄丽也利用其商业头脑大肆投资房地产和盐田，赚取了可观的利润。然而，刘峙并不满意与杨庄丽的婚姻生活，在其与“丫夫人”所生的六个孩子间，他的内心并未得到安慰。直到黄佩芬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黄佩芬年轻且富有文化气质，最终成为刘峙的第三任妻子，生下了四个子女。随着婚姻的变化，黄家逐渐成了刘峙的新“财务管家”，帮助他维持奢华的生活。

然而，战后的刘峙失去了过去的权力和地位，香港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许多曾经的旧部感到愤慨，常去刘家“打秋风”，刘峙逐渐陷入困境。计划前往台湾时，他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斥责，不仅被免去了职务，还遭到公开谴责。气愤之下，刘峙病倒了。病愈后，刘峙参加了由印尼侨商丘元荣主办的宴会，丘元荣得知刘峙的困境后，建议他前往印尼，甚至承诺帮助办理一切手续。刘峙心动了，很快带着家人踏上了前往印尼的轮船。

然而，印尼之行并非如他所想的那般顺利。途经新加坡时，刘峙一家被当地的帮派勒索，为了脱身，他不得不交出大部分财物。到达印尼后，刘峙再度陷入困境，沿途的军警和检查站不断索要贿赂，最终导致刘峙几乎所有财物都被掏空。到了雅加达，刘峙试图通过做生意来改变困境，但最终因缺乏经验，生意失败，家庭生活一度陷入贫困。无奈之下，刘峙一家迁往茂物市，虽然距离雅加达有一百多公里，但物价较低，生活压力稍有缓解。在那里，黄佩芬找到了一份在华侨学校的教学工作，靠着她的工资，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然而，黄佩芬在收到香港亲人去世的电报后，决定前往香港处理家事。在她离开期间，刘峙在学校代课，凭借曾是黄埔军校教官的经历，成功赢得了学校师生的尊重，并受到校方的重视。黄佩芬回国后，惊讶地发现刘峙在学校非常受欢迎，甚至被聘为正式教师，工资也高于她。就这样，曾经的国民党上将刘峙在印尼成了“孩子王”，开始了新的生活。

1952年底，蒋介石认为让刘峙继续在印尼担任教师实在不合适，便发出“邀请电”，要求他返回台湾。刘峙不得不结束了在印尼的教书生涯，带着家人返回台湾，开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