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5月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耐人寻味的评论文章，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这位曾长期代表硅谷秩序的人物，罕见地放下了美国科技优越感的傲慢，承认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从“追赶者”转变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直言“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时代已然终结”。如果说十年前这样的判断还会被视为“危言耸听”，那么今天，这已成为西方智识阶层中最不愿承认、却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文章从DeepSeek、Temu、TikTok讲起，到人形机器人、电动汽车、工业制造，逐项列举了中国科技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施密特指出，尽管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芯片出口管制和技术打压，但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退步”，反而加速了其自主研发、产业迭代和人才体系的强化。“制裁的副作用”，反而塑造了更坚韧、更务实的技术生态。正如文章中那句讽刺性极强的笑话所说：“美国也应该制裁一下我们的男足，这样他们就能踢得好点。”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脱钩战略”的当头棒喝。美国想通过技术封锁遏制中国，但最后却惊讶地发现，中国在芯片、AI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的产业链不仅没有断裂，反而因压力而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DeepSeek V3模型在非推理类测试中表现全球领先，小米成功量产电动车，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在春晚和杭州街头“巡街”一夜爆红，这些不是“宣传样板”，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标准”。

中国的优势并不只存在于实验室里，更体现在它对技术的“落地能力”，也就是施密特所称的“传播、商业化与制造”。美国可以领先一项技术，但往往输在推广速度与成本控制上；而中国擅长的，恰恰是用极限的成本将技术迅速规模化、普及化。从无人机送餐到人形机器人跳舞，从ChatGPT的平替到AI绘图工具的横空出世，中国的企业家们几乎每月都在用行动刷新一个“我们也能做到”的产业神话。

施密特提出的“全球领导权之争”是值得警惕的。他警告美国：如果还抱持“我们天然领先”的傲慢思维，将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确，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变革的主导权都改变了世界格局，从工业革命的英国，到信息革命的美国，如今，中国正在AI时代的拐点上打开一条属于自己的快车道。美国若不接受“中美技术并驾齐驱”这一新现实，依旧幻想通过“卡脖子”来稳固霸权，只会被迫目睹一个被自己推着跑的对手，反超而去。

中国正加速部署机器人产业，在制造业、服务业全面推进“AI赋能”，并计划在2030年占据全球45%的制造业份额。这不是幻想，而是基于完整产业链、密集人才群和庞大市场带来的战略确定性。而美国，尽管在技术研发上仍有绝对实力，但其政治极化、资本逐利、体系碎片化等结构性问题正在迅速消耗它的战略优势。

同时释放出一个对中国极为重要的信号：西方正在从“技术领先者”焦虑地转向“创新失速者”的危机状态。他们终于意识到，中国的制造不是“便宜替代品”，而是在全球竞争中展现出韧性、效率与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中国的AI模型正在进化、人才正在回流、资本正在转向“硬科技”，一场深层次的科技跃迁，正在以他们始料未及的速度完成。

如今，连施密特这样曾代表美国科技顶层力量的代表人物都不得不写下“美国必须学习中国”的句子，这恰恰说明中国科技已不仅是“做到了”，更是“让对手承认了”。在长期被打压、封锁、污蔑的压力之下，中国科技展现出了非凡的生命力与自主性，其背后是中国体制之下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优势，更是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企业家在不确定性中奔跑出的结果。

如果说曾经的“模仿者”标签曾被西方用作对中国科技的羞辱，那么今天，西方已经开始为那份傲慢付出代价。美国最害怕的并不是中国技术领先本身，而是这种领先正在被制度化、生态化、结构化。一旦这一趋势完成，中国科技力量将不再只是“挑战者”，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则改写者”。

施密特的文章是一封“自白书”，也是一份“危机感预警”。而对我们而言，更是一次清晰的提醒：中国已经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下一步，不是追赶谁，而是用自己的节奏、模式与意志，定义全球科技的新常态。美国已然慌了，我们更要稳住、挺住、走得更远。因为未来，是属于那些能在封锁中爆发、在博弈中升级、在竞速中掌握规则的力量。